可切換總統制──被水母狂電的省思

可切換總統制──被水母狂電的省思    許文泰

有在海邊游泳過的人，可能有被水母電過的經驗。那種電到皮膚，出其不意的刺痛，感覺不是很好。

有些時節，某些海邊，水母特別多，也特別大隻。我還記得有次去福隆海灘玩水，被電到不敢再下水。從此我再也不去福隆玩水了。

用水母來形容馬英九這個人，起因是他在繼默哀讀秒的演出之後，接見帛琉外賓時，稱讚帛琉水母很友善。

網友聯想到水母是「很軟、無腦，手有毒」，從此成為形容馬英九的笑話。

這樣調侃一個人，不免是有點毒辣，我一直都把這當作一個笑話。

直到今年9月6日特偵組公布監聽柯建銘跟王金平的對話，指控其涉及關說，而後，只消五天的時間，王金平被國民黨撤銷黨籍。

這五天，讓我有一種一直被水母電的聯想，好像在福隆海灘，碧海藍天，很想玩水，但是一直被狂電，很不舒服的感覺。

我很確定，憲法在李登輝任內修來修去之後，兩任總統（陳水扁跟馬英九）已經徹底完全找出其各種漏洞，而發揮的淋漓盡致。

台灣的政治體制，不是什麼狗屁倒灶的雙首長制，而是一個漏洞百出的制度。

超級總統制

當國民黨執政的時候，牠就是個超級總統制。

怎麼說呢？

我們把時序倒過來看。

今天王金平被撤銷黨籍，他的不分區立委資格喪失，於是他無法繼續作立法院長。

用陰謀論的角度來看，也許馬英九計畫了很久，故意讓王金平當不分區立委，以能找一天對他下手。

這種說法有道理嗎？

不盡然。

因為，選區域立委沒有穩上的。而且，在單一選區兩票制實行之後，出身高雄的王金平，在高雄選上區域立委的難度很高。

他畢竟是一個地方派系出身的立委，叫他去別的地方選也不太可能。不分區是一個省他力氣，可以繼續讓他當院長的辦法。

他收了這個恩惠，聰明如他，可能也知道會有這一天。

只是不知道會來得這麼快，這麼突然，好像突然被水母電到一樣。

當然，現在王金平的黨籍是否存在在台北地院裁定假處分獲准之後，成了一個懸而未決的狀態。

所以，讓我們來想想，這個兼任黨主席的總統權力有多大。

第一，在單一選區兩票制之下，每一個選區的立委只選出一名，任何政黨最多只會提名一個人。於是，提名權變得非常重要。

但提名權，在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現行內規下，黨主席的裁量權力都很大。所以，任何立委如果與黨主席意見不一致，就要擔心下次拿不到提名。

這是為何各立院黨團的「黨紀處分」好像殺手鐧一樣，而國會議員，在很大意義下，已經變成黨主席意志的執行工具。

當立委只會執行黨主席的意志，而不在理會地方民意（區域立委）或一般民意與專業修養（不分區立委），這樣的執行跟所謂代議政治的目的，已經背道而馳。

除非，除非，黨主席永遠跟民意站在一起。

但從多數民意反核完全得不到這個馬主席任何的理睬的一件事來說，我們知道，把理想寄望在一個人的身上有多麼危險。

接下來我們可以問，難道黨主席一定得由總統來當嗎？

當然不一定。

但是，總統一定有當黨主席的強烈動機。因為一旦總統不是黨主席，總統的意志很可能常常受到這個黨主席以及立法院的制肘。

這事從馬英九在2008年當選總統後，急於自己當黨主席，把吳伯雄換下來一事，可見端倪。

那麼，給定我們選出一個總統來，好事壞事都歸因給他的情況下，總統當然希望能遂行他的意志，依他認為最好的方式來做。

那總統有沒有足夠的籌碼選上黨主席？

答案是，當然有。

總統有權任命行政院長，而且不需經過立法院同意。

那基本上總統是一個行政權的最終掌握者，除了行政資源，加上台灣的公營、假民營、黨營企業的種種資源，那麼大家當然會去拱總統當黨主席，好分一杯羹。

所以，總統既有動機，也有籌碼選上黨主席。所以，總統兼任黨主席變成是非常自然的事情。

總統因兼任黨主席因而掌握立法委員的提名權，因而擁有實質掌握立法院同黨黨團的實力。只要這個黨團是國會中的大黨，那麼，這個總統等於是實質上在任期內、在政治體制上專斷了整個國家。

這種行政立法意志一致的情況不好嗎？

這當然不一定不好。

但是，在台灣的運作情況下，就非常不好。

我們可以想想內閣制的運作：在內閣制裡，總理本身是國會議員，這位國會議員本身是個明星議員，有足夠多其他議員的支持而能當上總理。所以，總理等於是代議政治中眾多代議者中的公約數。

在內閣制的運作中，行政與立法的意志通常是一致的。然而，內閣制的情況是說，我們從眾多異質的代議者中，找到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人，然後，這個人的施政，也要能夠得到眾多代議者的支持，否則的話，他可能隨時會被弄下台。

換句話說，在內閣制中，總理的行政權有相當程度的「代議民意」的制約，如果代議民意可以真實反應民意，那內閣制運作下，總理的施政就不可能偏離民意太遠。

一旦太遠了，就是下台。

反觀台灣現行的制度，大家一時的激情，在兩個人之間挑了一個，然後，這個人不管多好多爛，我們要跟他相處四年─你能想像在水中被水母電四年的痛苦嗎？

所以，我們選上一個人當總統，給他權力綁架同黨的立院黨團。

只要他的黨是國會中大黨，除了輿論與司法以外，這個總統的意志於是不再受任何實質的制約。於是，這是一個幾乎完全忽略代議政治的超級總統制，選立法委員等於選花瓶。

可切換總統制

當然，前面的論述的一個重要條件是，與總統同黨的立院黨團是國會中大黨。

如果該黨團是少數黨，怎麼辦？

這個就是當時民進黨執政時朝小野大的局面。

總統還是可以遂行其意志於同黨黨團，但是，種種施政措施卻會受到另一黨的制約。如果這個總統很誇張，那我們說幸好有另一黨的制約。然而，這創造了一個為反對而反對的環境。

所以，不論是好是壞，這都是一個「跛腳總統制」。

這種情況會不會在內閣制的國家中發生？

答案是當然不會─因為總理的黨永遠是國會最大黨，否則他/她不會成為總理。

所以，總結來說，台灣是一個「可切換總統制」。當總統的黨在立法院裡面是多數黨，那麼台灣政治體制所執行的是「超級總統制」；但若是少數黨，則是「跛腳總統制」。在兩種情況下，都不如內閣制。

選總統的好處

在總統制之下，會有某種程度上的穩定性（看看日本過去十年換了多少總理），以及那種選民直接選人的爽快（香港人現在似乎很渴望這種爽快）。

我們先是經歷了一個蠻幹硬幹的跛腳阿扁總統，然後再被一個專斷而不知民間疾苦的水母總統狂電。

試想，如果今天台灣實行的是內閣制。在國會議員有某種程度自主權的情況下，在民意多數贊成停建核四的情況下，若總理堅持續建核四，他早就下台了。

另外一個內閣制的好處是，可以讓優秀的總理幹很久，可以讓不適任的總理很快下台。

本來「選賢與能」就是一個trial and errror，人們怎麼有辦法保證不會看走眼（像是被台灣之子或溫良恭儉讓的假面給騙了）。我認為這個彈性很重要。這是很重要的制約。

有了任期保障而沒有這個制約，這樣的制度給了總統肆無忌憚的空間，人們的無奈於是成為必然。

同時，台灣的罷免總統制度門檻很高，而彈劾總統也需要2/3立法委員同意。如前所述，台灣有兩種總統制，在超級總統制模式之下，與總統同黨的立法委員沒有膽量去彈劾總統。在跛腳總統制之下，彈劾倒是有可能成案。

內閣制或許有其他壞處。另一種可能直接的壞處是，某種選制下，選出來的議員被某種利益團體所把持。好比說，在台灣，長年來地方選舉都被以農漁會為首的地方派系所把持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出任總理的人，可能變成這些地方派系整合出來的頭。可能很欠缺理想性，也沒有任何改革的動能，而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保護組織。

這就是之前所說，實踐內閣制好處的一個重要條件是：「如果代議民意可以真實反應民意」。

或許可以想像，在內閣制之下，真的出任我們總理的，可能變成了王金平。

王金平當總理，跟馬英九當總統，那個好？現在或許說王金平好。但是，那種情況下，可能會有另一種讓人難受的小圈圈政治。

在總統制之下，反而容易出現一個明星，像是出現一個蜘蛛人，一下子幹掉所有人，而不至於老受制於小圈圈政治。如何避免小圈圈政治是內閣制的課題。

中間選民沒有中間的選項

經濟學裡面有個有名的中間選民定理（Median Voter Theorem），說的是，當有兩個選項對決的時候，多數決的結果會是中間選民（嚴格說是中位數選民）喜歡的那個選項。

請注意，這個定理，並沒有說兩個選項會是位置靠近中間的選項。中間選民當然最喜歡中間的選項，但是，如果只有兩個極端的選項，那麼中間選民只好選比較不極端的那個。

如果這兩個選項是兩個總統候選人，並假設總統候選人可以自己選定在政治光譜上的位置，那麼，任一個總統候選人都有動機把自己定位在足夠靠中間，但是仍受極端支持的地方。

這是因為實際運作上，因為極端的動員力大，候選人必須受極端的支持，甚至本身是出自極端。台灣的制度問題是，在超級總統制之下，一個總統可以在候選人階段偽裝成很中間，但是選上之後，由於行政立法兩權一把抓，而罷免或彈劾毫無實際可能，他可以大方顯露自己本色。

這解釋了為何馬英九在選後能大膽談和平協議。在跛腳總統制之下，由於處處受制於立法權，總統於是只能做一些沒有實質意義的，滿足極端的狗屁倒灶功夫。這說明了陳水扁在任內後期，將中正紀念堂改名等等正名活動。

台灣的社會其實一點都不撕裂，一點也不極端。多數人主張維持現狀，關心實質的民生議題。所以，我們，就是大多數其他國家一樣，有一個龐大的中間選民群。然而，因為這樣一個可切換總統制，其實台灣的中間選民從頭到尾就沒有中間選項。

在內閣制之下，由於小黨有比較多的生存空間，而中間選民支持的會成為大黨。

可以想像，在內閣制之下，台灣可能會出現兩大兩小局面，甚至更多可能。這樣制度下，候選人們可以更真實顯現自己的本色，而不再受限於總統選舉下的「中間受極端牽制，極端假裝中間」的局面。

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政治有更多可能，更多彈性。

作為一個夾在中美之間的小島，一個面對中國崛起而不知如何自處的小島，我們的政治體制需要這樣的彈性。一方面民意不至於有現在的嚴重失落，另一方面施政者也能更容易找到大家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約數方案，穩定前進。